花甲干支逢胜纪，杖乡智慧壮雄程——庆祝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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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庆

历史镌刻在每一块石头上。经霜的老建筑，则仿佛一台停摆的老座钟，静默在记忆的刻度上。1958年9月7日，上海万航渡路1575号，一幢仿古洋楼忽然热闹起来，鸿儒贤俊谈笑其间。六十年后，雕栏朱漆依旧红艳，绿树早已亭亭如盖，只是风流人物暗换。然而，大多数上海社科院人仍然记得，那天，一个个曾经叱咤疆场的名字：雷经天、李培南、杨永直……因为新的使命汇聚，从此镌刻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上海社会科学院。

原文 ：《花甲干支逢胜纪，杖乡智慧壮雄程——庆祝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60周年》

本报记者 程洁

图片 | 网络

启航：红色传奇

上海社科院先贤们的故事，比石头更持久，比建筑更隽永，几十载的跌宕人生，有着无数荡气回肠的故事可铺陈和颂扬。

民族危难，他们毅然捐躯赴国难，戎马倥偬。院史纪录片中这样述说：

1926年，24岁的沈志远和王稼祥、张闻天共赴苏联留学；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21岁的黄逸峰救出了被扣押的周恩来；1929年，在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之后，25岁的雷经天被选为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1938年，21岁的杨永直到四川江津创建党组织，与陈独秀相遇；1939年，在八路军总部，34岁的李培南受到朱德接见；1941年，在陈毅的亲自安排下，35岁的李亚农赴新四军敌工部工作。

“虽千万人吾往矣”！为了缔造新中国，为了千万生民，他们用生命和信念，谱写了一曲千回百转感人肺腑的精神长歌。硝烟散后，“为旧邦而造新命”，他们从沙场转向安静的书桌。

在纪念沈志远诞辰100周年时，中国现代遗传科学奠基人谈家桢回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期就曾认真阅看过沈志远翻译的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作过二千六百余字的批注。1950年在怀仁堂的一次晚会上，毛主席握着沈志远的手称赞他：“你是人民的哲学家”。

经历了解放战争洗礼的李亚农，也带着一身战火的烟尘来到上海。他的工作重点是负责接管并主持上海科学机关的工作。

1955年，沈志远和李亚农同时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一年之后，他们分别着手，开始创建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

新中国建设之初，百废待兴，举国上下，燃烧着火热的建设激情。“激情需要理智的指引，才能成为前进的力量。”1958年6月4日，上海市委决定，在上海市高等院校科研规划会议上宣布，将华东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和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四个单位进行合并，建立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的一生都是党的，党叫我去哪里就去哪里。”雷经天在社会科学院成立前后的一年中，带着病痛工作，完成繁重的筹组任务。以顽强毅力、无私的献身精神实现了他对党的誓言，把最后一滴心血洒在社会科学事业上。

“哲学社会科学单独建院，与自然科学分开建制，上海社科院是第一家。”为我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配备了有力的干部阵容，这寄托着当时上海市的决策者们对落后于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怎样的厚望！上海社科院未负所托，深入研究回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在研究回答中体现自身价值、实现自身发展。

在延安时期李培南就被誉为“红色教授”。1958年起，他担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兼哲学研究所所长。《上海滩》杂志社的史蔚慈回忆，当年轻的学生请长征过来的老院长讲打仗的故事，李培南却笑言：“我告诉你们，打仗再多的人，加起来也没几天，大部分时间是跑路。没有跑路就打不了胜仗。查资料，搞调查，就是跑路。跑是为了打，是往冲锋枪里装子弹。”李培南强调只有脚踏实地做调查研究，多读书，看资料，甘坐冷板凳，把富贵、享受丢到黄浦江，才能在社会科学战线上有所作为。

理论源于实践，思想发乎民声。1956年8月，充满传奇色彩的文武将军黄逸峰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从军政界步入社会科学领域。黄逸峰以上海为典型实例，努力探索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发展和改造的历程。

根深方始叶茂。在华外国企业研究、行业史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等一批重要成果，照亮过那个理论干涸的时代。其中，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先后修订再版十八次是我国第一部完整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

“上海社科院有着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当年一批重要的院、所奠基人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他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处变不惊，正所谓‘看取从容致太平’。将军也好，学者也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作为共产党员都始终坚持初心不改。”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如是说。前贤们筚路蓝缕，为社科院克服了重重困难，营造了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健康氛围，带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

历史比理论更严苛，那样一代可歌可泣的人，才成就上海社科院的传奇。当英雄们随着岁月日渐老去，他们身后的上海社科院在光芒中上升。而今，他们的肖像悬挂在社科院洁白的墙上，他们的笑容不会凋零，他们的理想不会老去。他们始终在那里，与迈入新时代的上海社科院同呼吸。

新征程：领先于时代的探索

今天的社科院总部，坐落在繁华深处。

“其时《光明日报》已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之前的左的错误，社科院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速恢复，爸爸和陆志仁、蔡北华、徐盼秋几位伯伯们一起，调集散落到各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不到几个月，就调到三四百人，形成初步的组织基础。然后迫切需要落实社址，原设于万航渡路的社科院旧址已不适用，爸爸他们要求将淮海中路原市委党校校址拨给社会科学院使用，市委讨论并同意了这个请求。”老院长蓝瑛的长女蓝云回忆道。1928年建成的原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大楼，庄严静穆地迎来新主人，继续见证着社科院复院后的光荣与梦想。

1978年11月，已逾古稀的黄逸峰高龄复出，他和党委书记李培南，以及副书记、副院长蓝瑛等密切配合，肩负起重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艰巨任务。

他们千方百计重新调集研究人才，向社会招聘“特级研究员”，创办研究生部，培养中青年科研人才，开展研究人员的职称评定工作，大力改善研究人员的办公和生活条件，创办了理论刊物《社会科学》。他们从实际出发，确定新的研究课题。创建了专家“双月座谈会”，积极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短短三年时间，上海社科院就迅速奠定了科研基础，成绩斐然。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是一个不断开放的时代：文化交融、思想激荡、理论交锋、观念碰撞；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是社科人的时代，有着准确的定位与目标：上海社科院关注的是国家战略。1982年，向国家建议设立长三角经济区；1984年，首次提出举办上海世博会，选址浦东；1985年，提出浦东开发建议；1993年2月，上海社科院在全国最早成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它也是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五大基地之一。

当年，《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对上海长远规划的建议》《关于上海发展对外贸易的九条建议》《“世博会与上海新一轮发展”B方案》等，为上海市委市政府提供了很好的决策建议。

“曾经一纸智慧，转眼为现实，非常欣慰，非常欣慰！”从海外归来效国的老院长张仲礼先生最是感慨。

上海社科院人在转型时期价值混乱的时代里，坚持着知识分子的选择与立场，用心回答着时代给出的考卷。1986年，由雍文远主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荣誉奖——第二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2001年熊月之主编的15卷《上海通史》获得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再如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哲社优秀成果奖、五个一工程奖、上海市学术贡献奖，等等，更为鲜花着锦。上海社科院人有理由自豪，他们中有很多学者是政府顾问，有不少学者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他们参与社会和企业的运行，他们是真正的学术理论实践者。

新世纪，新起点，再迎新征程。2006年，上海社科院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研究中心成立；2008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报道《重要决策中都有社科院的声音》；2010年，上海社科院提出智库建设和学科发展“双轮驱动”发展战略。2015年12月，上海社科院成为国家高端智库首批试点单位之一。多年连续主办“世界中国学大会”，积极主动阐述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

筵开六秩，桃熟三千。“60年来，上海社科院一代代社科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崇尚真理，薪火相传，开拓创新，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上海与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咨询研究付出极大努力，作出积极贡献。”这是张道根院长的话语，更是全体上海社科院人的心声。

耳顺之年不用催，后侪尚待奋蹄追。前辈学者的使命与信仰，已融入于对专业研究的不懈追求之中。几代学人精神相续的心灵史、思想启蒙史仍在续写。“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一切从耳顺之年开始！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4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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